摘要：当今世界各国汇率制度的选择，其依据的是《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二次修正本》所规定的允许各国自行选择合适的汇率制度，不再要求各国货币确定汇率平价。这正式确认了浮动汇率制的合法化和承认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并存的局面。本文认为，浮动汇率制得以合法化除了外在因素,即现实的需要和屈从外，非外在的自身因素也同样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关键词：浮动汇率制；FH之谜；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不可能三角”理论

汇率作为广义价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意义。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世界汇率制度再也不是建立在国际性安排的基础上了，即不再是固定汇率制。《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二次修正本》所规定的允许各国自行选择合适的汇率制度，不再要求各国货币确定汇率平价，被视作正式确认了浮动汇率制的合法化。

普遍认为浮动汇率制得以获得合法身份，主要来自于外在因素的作用：一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美元危机促成了外汇市场决定币值的转变；二是1973—1975年的石油危机使本被视为暂时性应急手段的浮动汇率制保留了下来，形成了其与固定汇率制共存的局面。

但马丁·费尔德斯（Martin Feldstein）[1]于1980年提出的“FH之迷”（FH Puzzle）则揭示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对比金本位制与牙买加体系，它们同处在资本高度流动的环境之中，而汇率制度却截然不同。”[①]因而笔者认为，有必要去探析浮动汇率制合法化的非外在因素。本文则就这一问题，从与浮动汇率制相关的经济理论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角度进行尝试性的试论。

一、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发展和国际资本流动

国际货币制度的核心是汇率制度，其作用下的国际资本流动将至今为止的国际货币体系分为四个阶段[2]：

第一阶段为国际金本位制度时期（1870—1914）。此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世界货币体系，黄金以“价值的最后标准（Ultimate Standard f value），充当了国际货币，但事实上是英镑代替着黄金执行着国际货币的各种职能并形成了以伦敦为中心的全球资本市场。在国际金本位制度下，国际资本流动第一次达到了全球一体化的高峰。

第二阶段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金本位制度的恢复和调整时期（1914—1945）。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国际汇率波动频繁，国际资本流动也几乎是停顿状态，浮动汇率制取代了固定汇率制。一战的爆发使金本位制崩溃，各国纷纷采用禁运黄金和停止纸币兑换黄金的政策，黄金地位严重削弱；一战结束后，各国试图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构筑以美元、英镑和法郎为中心的国际金汇兑本位制，以求恢复一战前的国际金本位制。但在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和二战的爆发中化为泡影。

第三阶段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1945—1973）。二战后，随着金本位的结束，国际社会急需一个稳定的货币体系诞生了以怀特计划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从而确立了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体系[3]，即参加这个体系的会员国的货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但在出现对外收支基本不平衡时可以经批准后进行调整。美元充当国际货币并可按固定价格，也就是每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兑换黄金。因而布雷顿森林体系亦被称之为“可以兑换黄金的美元本位”[4]。为保证该体系的稳定，资本管制被普遍作为防范货币危机的手段。

第四阶段为牙买加体系时期（1973年至今）。20世纪60—70年代的多次美元危机和1973—1975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使布雷顿森林体系走向崩溃，黄金非货币化开始。1976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理事会“国际货币制度临时委员会”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举行会议，达成了“牙买加协议”。同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通过了《IMF协定第二修正案》，从而形成了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牙买加体系。浮动汇率制合法化，资本管制逐步取消，因而资本流动再次被推动，“全球一体化达到新的高峰”[5]。但该体系仍存在着诸多的缺陷，还需要进一步的改革。

伴随着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国际资本（见表“1870—1996年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资本流动”）流动呈现出“在一战这个转折点之后，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动的格局发生逆转，资本流动的恢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进展缓慢，而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国际金融一体化开始加速，到九十年代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峰。”[②]

按照时间段分析，上述这一“新的高峰”的起点应是在浮动汇率制被广泛运用的时候。据此，以笔者之浅见，浮动汇率制的合法化固然有现实的需要或者说现实的屈从，但本身的非外在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动力之一。对于浮动汇率制的这积极的价值，当时的经济学家就已经作出了前瞻性的论述。

二、浮动汇率制倡导阶段——二战后经济学家对固定汇率制的质疑

从大卫·李嘉图到凯恩斯再到萨克斯（Jeffrey Sachs）[7]，经济学家的观点和经济理论往往能够直接作用到国内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国际经济秩序的构建。浮动汇率制之所以能最终获得合法化身份，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从20世纪50年代起，一批知名经济学家对固定汇率制的质疑和对浮动汇率制的倡导以及相关经济学理论的相继提出所带来的影响。

1950年，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8]首先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建立的固定汇率制提出了异议。他在《浮动汇率论》一文中指出，固定汇率制会传递通货膨胀，引发金融危机，只有实行浮动汇率制才有助于国际收支平衡的调节。

随后，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9]在1951年写成的《国际经济政策理论》第一卷《国际收支》一书中也同样提出，固定汇率制度与资本自由流动是矛盾的。他认为，实行固定汇率制就必须实施资本管制，控制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的自由流动。该理论被称为米德“二元冲突”或者“米德难题”，为以后罗伯特·蒙代尔（Roberta·Mundell）[10]等人的后续研究奠定了最为重要的理论基础。

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的比较集中在一个的核心问题——在开放经济的环境下，谁的汇率能对收支均衡起到有效影响或者对通胀起到有效阻止。这一问题的经典演算是在开放环境下国民收入的均衡条件：

传统经济学所认为的，若(X-M)=0，则该国的国民收入就完全取决于国内开支(C+I+G)，本国经济就不会受国外经济的影响，如国外发生通货膨胀，就不能通过进出口渠道来影响本国。浮动汇率制被认为是一国有效控制进出口的锐利武器，一国货币当局可以通过上下浮动汇率来增减进出口额，使二者均衡，使得(X-M)=0。传统经济学认为，通过汇率机制（笔者注：浮动汇率制）的传导作用就可以阻止通胀的国际传递。[③]

因而，这一问题逐渐在经济学领域达成了共识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划时代意义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undell-Flemming Model，以下简称M-F模型）和“不可能三角”理论（The Impossible trinity）。前者推动了浮动汇率制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经济体内被接纳；后者则使浮动汇率制在世界范围内被认同。

三、浮动汇率制被接纳阶段——来自M-F模型的经济政策主张及应用

M-F模型源于蒙代尔和弗莱明[11]各自分别在1963年和1962年发表的两篇具有开创性的文章，即《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下的资本流动性与稳定政策》和《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下的国内金融政策》。

与所有经济模型一样，M-F模型的构建[12]基于五个假设条件：[④]

1.假定资本在国际间具有完全的流动性，即（1）各国间均不实施阻碍资本流动政策措施；（2）以本币和外汇标价的资产具有完全的可替代性。

2.假定在浮动汇率制下，汇率预期是静态的。由于资产交易涉及不同的货币，这一假设意味着未来的即期汇率与预期的远期汇率是完全一致的。

3.关于一些微观经济变量的假定。（1）经济中存在失业；（2）规模报酬不变；（货币工资率）与一般物价水平不变。这些假定意味着国内产出的供给是有弹性的，承担适应总需求波动的调整任务的是实际收入，而不是价格水平。贸易余额仅仅取决于私人吸收和贸易条件，货币需求仅仅取决于国内产出和利率。

4.假定货币政策只诉诸“公开市场操作”手段，而财政政策则主要通过增发公债来增加政府财力，且不考虑政府的预算约束。

5.假定本国与外国商品是不完全代替的，因此购买力平价不再有效，经常账户差额与贸易条件以及国内私人吸收呈负相关关系。模型采用国际收支调整的弹性论，假设汇率变动对经常账户的效应符合马歇尔-勒纳条件[13]。

以此条件为基础，构建出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的模型，即设在开放经济背景下，资本完全流动。经济最初位于E点表示的均衡状态，BP为国际收支均衡曲线，M（M0）为国内货币供给，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完成M0到M1的位移，A点作为新交点。

固定汇率制下（见图“固定汇率制模型”），D的位置与Rd的位置在模型中相互抵消，表明货币供给M没有发生变化，进而表明贸易收支并未得到改善；

浮动汇率制下（见图“浮动汇率制模型”），M在位移中促成了新的变化，并使经济在B处形成新的均衡，表明贸易收支得到了相应的改善。

M-F模型分析了当资本完全流动的开放经济中，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对宏观经济所产生的不同影响，结论为三点：

（1）在没有资本流动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下，在影响与改变一国的收入方面是有效的；在浮动汇率下则更为有效。

（2）在资本有限流动的情况下，整个调整结构与政策效应与没有资本流动时基本保持一样。

（3）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时，在影响与改善一国的收入方面是无能为力的；而在浮动汇率下，则十分有效。

因而，相对应的政策结论应为：“在固定汇率制和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之下，货币当局不能自主决定货币供应量，也不能有效地影响利率水平，所以政府无法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即货币政策是无效的，财政政策则具有明显的经济效应；而在浮动汇率之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远远大于财政政策。”[⑤]

M-F模型及其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初被美国付诸于实践。1962年底时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采用了M-F模型提出的经济政策主张，“一方面减税，一方面通过货币的供应改善国际收支。这样不到两年，到1964年的时候，美国经济已有明显好转，自此后美国经济直线上升，并且实现了美国历史上最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周期。”[⑥]可以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前，M-F模型得出的经济理论及其蕴含的浮动汇率制已然得到了美国决策层的青睐。

另据MBA智库的统计，“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应用最好的三个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三个经济体：美国、日本和德国”[⑦]。换句话说，浮动汇率制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逐步被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经济体在主观上所接纳了。

四、浮动汇率制被广泛认同阶段——来自“不可能三角”理论的影响

浮动汇率制被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所认同，仍是来自于蒙代尔杰出的贡献。他在M-F模型的基础上继续研究，具有开创意义地阐发出了更加明晰的“不可能三角”理论，又称“蒙代尔三角”[14]。

其含义是指，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放弃另外一个目标。于此，衍生出三种方案的选择：

方案（1）保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必须牺牲汇率的稳定性，则需要实行浮动汇率制；

方案（2）保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必须牺牲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则需要实行资本管制；

方案（3）保持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必须放弃本国货币的独立性，则需要严格地实行货币局制度[15]。

从现实主义出发，任何国家首先会去确保的，都会是本国货币的独立性，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本国经济的自主性。因而，相比较而言，方案（1）和方案（2）比拟于方案（3）就更具有吸引力。

而方案（2）实际上便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管制”。在战后初期，国际储备匮乏的情况下，管制乃至管制激增具有的是积极的意义和作用；但当世界经济恢复发展、迅速增长，国际贸易也极大发展的时候，“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被历史证明没有防守能力，因为它的规则不能调和独立的国内政策目标、钉住汇率和由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带来的资本流动。”[⑧]

从下面的数据（图“不可能三角的解决方法——国家选择牺牲”）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到了牙买加体系时期，绝大多数国家选择了牺牲固定汇率来维持资本的流动和国内经济

的自主性。浮动汇率制在事实上已经被广泛地认同和应用，它的合法化是一种大势所趋。

然而，我们还应该意识到一个问题，结合文章一开始所概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发展，可以清楚地发现，同作为采纳浮动汇率制的两战时期和牙买加体系时期，浮动汇率制的结局却大相径庭。究其原因，笔者倾向于认为是质的不同——牙买加体系下的浮动汇率制，应该叫做管理浮动汇率制（Managed Floating Rate System）。它是一国货币当局按照本国经济利益的需要，不时地干预外汇市场，以使本国货币汇率升降朝有利于本国的方向发展的汇率制度。[⑨]汇率在货币当局确定的区间内波动，这是牙买加体系下的浮动汇率制与之前历史上的浮动汇率制所存在的根本性性区别。

而正是这根本性的区别造就了同是由现实的利己主义出发的浮动汇率制能被最终确认为合法化的事实。

五、结语：牙买加体系的浮动汇率制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违和意义

本文的观点是认为，浮动汇率制之所以能得以合法化，除了外在因素，即现实的需要和屈从外，非外在的自身因素也同样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简答地表达，就是牙买加体系时期的浮动汇率制的本质是其获得合法地位的根本因素。

牙买加协议所确立的浮动汇率制，在很大程度上保有着固定汇率是特征和种种做法（这也是根本区别于两战时期的浮动汇率制的重要一点）。正因如此，使得其充分发挥出了固定汇率制等无法比拟的优势。套用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话说，就是改变汇率使单一价格，要比恢复固定汇率制下的竞争性而修改下调数以千百万的个别工资和价格来得简单。

牙买加体系下的浮动汇率制自身持有着三个特点：

（一）强调市场机制，即一个具有竞争性的外汇市场既成为了一个维持国际收支均衡的有效手段，也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工具——在套汇和投机活动相对比较平稳的情况下，浮动汇率会对国际收支问题提供一种自动有效的解决办法，也可以单元地理解为根据有效的市场机制，国际收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动取得相对的均衡。理论上说，一个国家发生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则需要较多的外汇，便会引起外汇升值，从而导致本国货币贬值。但同时这样就会使进口商品价格昂贵，出口商品价格下跌，在开放经济的环境下，作用于商品需求弹性偏大的条件，达到经常项目收支的恢复平衡。

（二）摆脱对外部均衡的单一性考虑，即浮动汇率制使政府当局能够在同时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问题上留有余地。原则上浮动汇率能使政府当局摆脱实现外部均衡的限制，由外汇自动调节，来维持外部均衡。如选择实行适当的国内货币供应量（适应达到内部均衡的货币量）来促使汇率自动调节，得以消除国内通货膨胀率和国外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差异。

（三）有利调节国际收支，即在一国的国际收支发生持续逆差的情况下，实行浮动汇率可以起到调节国际收支失衡的作用。一个国家完全可以在浮动汇率制下把货币价值下跌，将货源从进口商品部门转至出口商品部门，以相对价格的变动达到调节的目的。

这使得浮动汇率制兼有了稳定和灵活的双重力量，既能更加地去适应战后全球化经济的开放环境，又能更好地平衡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国内收支与国际收支之间的“矛盾”。

本质上而言，当今的世界经济的汇率制度是相对“固定”与“浮动”的结合或者说并存。

牙买加体系下的浮动汇率制或者说管理浮动汇率制，实质上是国际机制的理想主义最终不得不对现实主义的屈从——人为制定的规则体系总是不能无法永远满足复杂的变动环境。可以说，现行的浮动汇率制是从历史中抽出的经验总结；也可以说，这是历史发展的违和意义，它诠释出的“真理”恰如英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的那句名言，“我们以为自己温故知新，足以懂得许多旧日的答案并不奏效，也许这是真的。但是，历史真正能帮助我们懂得的是，问题的复杂性永远存在。”

参考文献：

[1] 马欣原.不可能三角——从历史角度的阐释[J].金融研究，2004。

[2] 钱荣堃.国际金融[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3] 陈文忠.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与货币政策：一个综合分析[D].浙江大学，2003。

[4] 夏丹阳.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5] 杨时革.蒙代尔-弗莱明模式的应用及其示范意义[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05。

[6] 喻画恒，巫俊，杨昕群.国际货币体系发展综述[J].现代商贸工业，2012。

[7] 姜波克，陆前进.汇率理论和政策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8] 沈国兵，史晋川.汇率制度的选择：不可能三角及其扩展[J].世界经济，2002。

[9] Martin Feldstein，Charles Horioka. Domestic Saving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J]. The Economic Journal，1980。

[10] Alan·M·Taylor. International. Capital Mobility In History：The Saving-Investment Relationship[J]. NBER Working Paper，1996。

[11] Maurice Obstfeld，Alan M·Taylor. Globalization and Capital Markets[J]. NBER Working Paper，2002。

[1] 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美国经济学家，被称为供应学派经济学之父。

[2] 亦有学者分为五个阶段，即1880至1914年，国际金本位制度；1918至1939年，国际金本位制度的恢复时期；1944至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1973至1976年，向浮动汇率制度的过度时期；1976年至今，牙买加体系。

[3] IMF协定第十四条款允许国家在过渡时期内保留限制手段，甚至可以引入新的限制手段。但实际上，管制手段急剧增加。——转引自马欣原.不可能三角——从历史角度的阐释[J].金融研究，2004，2：118.

[4] 部分学者认为这与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可以兑换黄金的英镑本位”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当时，美国官方强调这个体系中黄金的地位。他们认为美元可以自由兑换黄金，汇率又是固定的，所以这个体系与金本位相似。——转引自喻画恒，巫俊，杨昕群.国际货币体系发展综述[J].现代商贸工业，2012，12：116.

[5] 一些学者认为，现代资本市场一体化程度有限，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中资本流动的规模并没有达到第一次全球化时的水平。

[6] 经常项目指本国与外国进行经济交易而经常发生的项目，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最主要的项目，包括对外贸易收支、非贸易往来和无偿转让三个项目。

[7]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著名全球发展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哈佛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高级顾问，“休克疗法”之父。他连续两年被《时代》杂志评为“世界百名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并被《纽约时报》称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家”。

[8]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美国当代经济学家，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以研究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经济史、统计学、及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而闻名。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扬他在消费分析、货币供应理论及历史、和稳定政策复杂性等范畴的贡献。其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于1962年出版，提倡将政府的角色最小化以让自由市场运作，以此维持政治和社会自由。他的政治哲学强调自由市场经济的优点，并反对政府的干预。他的理论成了自由意志主义的主要经济根据之一，并且对1980年代开始美国的里根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都有极大影响。

[9] 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1907-1995），被视为西方国际经济宏观理论和国际经济政策领域的开拓者，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提出了著名的米德“二元冲突”。

[10] 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 Mundell)，现为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教授、世界品牌实验室(World Brand Lab)主席、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奠基人，供给学派的倡导者， 被誉为“欧元之父”。其提出的“不可能的三角”理论、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和最优货币区域理论为当代经济学作出了突出的划时代贡献。

[11] 马库斯·弗莱明(John Marcus Fleming，1911–1976)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与蒙代尔同期发展了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于1976年去世，而诺贝尔奖不会在死后补发，故而他错失获奖机会。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现今是国际经济的标准分析。

[12] 本文旨在讨论与浮动汇率制相关的经济学知识，M-F模型中的其他经济学理论不再涉及。

[13] 马歇尔-勒纳条件(Marshall-Lerner condition)是西方汇率理论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由英国经济学家A.马歇尔和美国经济学家A.P.勒纳共同提出，旨在揭示的关于一国货币的贬值与该国贸易收支改善程度的关系。它所要表明的是：如果一国处于贸易逆差中，即Vx<Vm，或Vx/Vm<1(Vx，Vm分别代表出口总值和进口总值)，会引起本币贬值。本币贬值会改善贸易逆差，但需要的具体条件是进出口需求弹性之和必须大于1，即(Dx+Dm)>1(Dx，DM分别代表出口和进口的需求弹性)。

[14]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在这一经济原理基础上于1999年提出“三元悖论”理论。

[15] 货币局制度（Currency board arrangement）是一种汇率机制，它有两项基本原则，一是本国货币盯住一种强势货币，与之建立货币联系，此货币成为锚货币，二是本国通货发行以外汇储备——特别是锚货币的外汇储备为发行保证，保证本国货币与外币随时可按固定汇率兑汇。

[①] 马欣原.不可能三角——从历史角度的阐释[J].金融研究，2004，2：115.

[②] Alan M·Taylor. International. Capital Mobility In History：The Saving-Investment Relationship[J]. NBER Working Paper，1996：5743.

[③] 钱荣堃.国际金融[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114-121.

[④] 陈文忠.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与货币政策：一个综合分析[D].浙江大学，2003：3.

[⑤] 夏丹阳.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220.

[⑥] 杨时革.蒙代尔-弗莱明模式的应用及其示范意义[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05，12（3）：93.

[⑦]http://wiki.mbalib.com/wiki/%E8%92%99%E4%BB%A3%E5%B0%94-%E5%BC%97%E8%8E%B1%E6%98%8E%E6%A8%A1%E5%9E%8。

[⑧] 马欣原.不可能三角——从历史角度的阐释[J].金融研究，2004，2：118.

[⑨]http://wiki.mbalib.com/wiki/%E6%9C%89%E7%AE%A1%E7%90%86%E7%9A%84%E6%B5%AE%E5%8A%A8%E6%B1%87%E7%8E%87%E5%88%B6%E5%BA%A6。